娜露可官网,娜可露露价格

然而，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想象。

{13}在这些文献中，统治的含义主要是代表君主自上而下的治理。【摘要】统治权是近现代中国宪法史中被忽视的宪法关键词。

然而，这种想象从前面古今词典的对比来看显然是不可靠的。二、统治权的创制与传播统治权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变迁的产物。{36}其中，影响较大的应是以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版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而所谓形式意义上的准宪法，在这里则指不以宪法这一名词作为法典名称的根本法，如1908年8月27日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和1931年6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45}这表明在这些政权类型下，统治权的拥有者具有一切至上的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

而无论是《临时约法》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其关注的焦点就是统治权。而在近现代中国，也有学者倡导统治权。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应当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对行政活动模式进行改造，从管制型行政转向参与式行政。

传统模式的核心是强调依法律行政，其逻辑是通过法律的民主正当性而向行政传送民主正当性。31参见[英]戴维•郝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473页。传统民主理论在20世纪后期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23三、当代行政民主赤字之克服方法：参与式治理模式之引入(一)参与式治理模式之提出现代行政出现的民主赤字问题，本质上源于民主的价值要求与行政现实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表明传统行政法通过立法的民主性而论证行政民主正当性的逻辑和技术面临困境。

4·对参与各方是否获得了公平、有效的参与机会以及参与者的活动是否遵循了规则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审查。引入参与式治理概念和机制，不仅可以直接向行政过程注入民主性因素以弥补行政的民主赤字，而且还可以通过将行政过程各种参与者，包括公众、专家和政府的知识加以有效整合，在提升行政理性的基础上间接弥补民主赤字，后者也可以被称为一种通过理性实现的正当化机制。

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两者都强调通过平等的协商、沟通、合意机制为行政过程和结果提供多元主义民主正当化资源。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和制度框架来重构行政法的模式。1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制变革所处的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使行政规则在法的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而创制性行政规章更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行政立法所具有的政策制定功能则表明了其社会选择的特征。

20世纪以来，行政国家成为一个基本事实。39参见郭巍青：《公众充权与民主的政策科学：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载白钢、史卫民主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由于行政立法并不实行民主议决机制，其本身的民主正当性尚待证明，因此，依照规章的行政并不能使行政活动必然获得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18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

40在行政过程中，政府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地位是明显的。一项效益最大化的措施可能并不是大众最想要的结果。

在区域层面上，有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这些变化乃是20世纪的特征。

这实际上意味着，本来应当在代议机关内进行博弈、权衡的政治过程延伸到了行政过程之中。从目的实现和公众对结果的接受来看，行政活动在满足形式合法性底线要求之后，还必须满足理性和民主正当性的要求，而这正是当代行政强调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相结合的原因。行政程序必须保障参与者在交流和协商的过程中处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展开理性的协商，因而程序规则必须能够对压制、操控、暗箱操作等行为提供预防和抑制的有效机制。如果没有切实的监督权力，公众的参与有可能在利益团体和政府权力的挤压之下被边缘化，民主性补强的功能也就会沦落为一个口号。公众参与权的有效行使需要以一系列权利作为基础，因此有必要以参与权为中心，对知情、表达、结社和监督等各项权利予以充分保障，以实现公众参与的富有成效。在美国法律序的结构之中，法规犹如汪洋大海，法律只是漂浮在大海上的少数孤岛。

在当代行政的现实情境中，行政的形式合法只是一个底线要求，并不能满足法治对行政的全部要求。由公共部门垄断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的局面应该被打破，应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部门，从而提高服务和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这是一种通过利益代表的参与、协商、妥协而使行政决定和政策得到合法化的思路，其所反映的是一种多元主义合法化理论。自治社团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后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

公众参与虽然也包括个体化参与，但在行政过程中更有效的参与形式乃是利益主体的组织化参与。(5)治理意味着社会公共职能的实现不仅仅依赖于强制性的权力，沟通、合作等方式和技术也可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跨国家和跨政府网络中的多层治理，似乎削弱了地方、地区和国家层次上民主选出的团体控制国家行政过程的能力。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各种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过程。事实上，传统行政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这样看来，对行政国家时代行政过程的合法化解释，已经不再是通过对漏洞百出的传统模式进行缝缝补补就可以做到的了。

五、结论总之，民主赤字问题是当代行政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其根源在于：由于当代行政自身属性、功能及其外部环境的变迁，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和行政法理论框架已经很难为行政活动提供充分的民主正当性解释。简言之，参与式治理模式使行政合法化(民主正当化)机制的核心是平等而理性的协商。

但是，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等的行政立法权改变了原有的权力分工和职能，行政法规、规章成为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成为行政活动的主要规则和依据。39因此，充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公众在主体意义上的参与资格，而且还是在行动意义上的有效行动能力。

⑧在我国，国务院和一些地方政府也享有诸多立法权，虽然这其中很多属于执行性立法，但职权立法也为数不少。就民主行政而言，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传统的依法行政并不能解决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问题，因此，引入民主行政的正当化方式其实是一种民主正当性的回归。

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程序性规则是通过公众参与实现行政过程自我合法化的核心制度。这些都表明，现代行政的变迁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行政法解释框架所能达到的极限，后者已经很难为行政活动和结果提供足够的民主正当化资源了。公众的利益如果表现为分散的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公众参与的过程就将不可避免地变异为利益团体瓜分公众利益的交易平台。当代行政不同于传统行政的另外一个要素是，行政的功能已经由单纯的执行变成能动的目标导向的管理了。

政府如果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面向公众的政府，也就沦为一场滑稽剧或悲剧或悲喜剧的序幕。例如，在一个关于发电厂建设的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申请人、竞争者、相邻权人等具有直接利益，电力消费者、一般公众等主体具有利害关系，但并不是直接利益者，而是一般利益者。

在公共管理中，政府应把管理、服务的职能与具体的供给方式相分离。40[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3期。

虽然其加入者都是公认的民主国家，但欧盟层面的执行机构则与欧盟各国的民众关系疏远，它们都是由主权国家派驻的代表所组成的。笔者对民主赤字和参与式治理模式的分析，虽然是在一个宽泛的背景下展开的，但笔者认为这一分析对我国当前的行政过程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